我考上大学，爸爸从瓦罐里取出一叠票子，是三年没抽烟省下的学费

那年我考上大学，是九七年的夏天。

我们屯子通往公路的土路还没硬化，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。那天太阳烤得地面冒烟，我捏着录取通知书，一路跑回家，新买的白胶鞋沾满了黄土。

我家是村里最普通的红砖房，三间正房带个小厨房。厨房墙上挂着老式的红色铁皮柜，装馒头的搪瓷盆总是擦得锃亮。母亲杨雪梅站在门口晾衣服，见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赶紧把手里的衣服往盆里一搁。

“妈！”我举着通知书，声音都变了调。母亲抹了抹手，接过通知书时手都在抖。她眯着眼睛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：“黑龙江大学，张晓雨同学。”

“考上了？”隔壁刘婶听见动静，探出头来。她穿着花棉袄，头发还是湿漉漉的，准是刚从地里回来。见我点头，她立马放下手里的葱，一边往我家跑一边喊：“建国媳妇，真考上啦？”

母亲拿着通知书的手还在发抖，嘴上应着，眼泪却啪嗒啪嗒掉下来。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，平时她总是板着脸，说笑都少。

十二岁的弟弟张小帆从鸡窝后面钻出来，手里还攥着个鸡蛋。见了这场面，他也不知所措，憨憨地笑着，露出两颗虎牙。

“等你爹回来，等你爹回来。”母亲一个劲地说，好像不知道该说啥好。我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上大学要花多少钱，她心里有数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父亲骑着自行车回来了。他在机械厂上班，是个钳工，每天骑车要走十里地。那辆二八大杠是他最宝贝的东西，车铃都擦得发亮。

父亲个头不高，瘦得跟竹竿似的，但干活特别有劲。他的手总是黑黢黢的，搓也搓不干净。常年在机床旁边站着，腰都有点驼。最显眼的就是他的烟袋锅，整天叮叮当当挂在裤腰带上。

“爹！”我冲上去，把通知书往他手里塞。

父亲接过去，愣在那儿。他的手有点抖，烟袋锅碰在裤子上，发出轻轻的响声。许久，他才说了句：“考上了？”

我使劲点头。

父亲眨了眨眼，突然转身就往堂屋走。我看见他的眼圈红了。这是我头一次见父亲这样，心里酸酸的。

娘在厨房忙活，一会儿炒个土豆丝，一会儿炖个白菜。灶膛的火光映在她脸上，看不清表情。

吃饭的时候，父亲难得地喝了两盅，脸涨得通红。他说：“闺女，爹给你准备着呢，你安心念你的书。”

母亲抬起头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她想说啥，全家就父亲一个人挣钱，一个月就那么几百块钱的工资，哪来的学费？
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炕上，听见父亲在院子里踱步。烟袋锅的声音一直响到深夜。

打那年起，我记事的时候，父亲就爱抽烟。

他的烟袋锅是黄铜的，是爷爷留下的老物件，在腰上挂了几十年，磨得锃亮。父亲随身带着一个蓝布烟荷包，里面装的都是自己种的烟叶子。那烟味冲得很，我在隔壁屋都能闻见。母亲总说：“你这破烟，呛死个人！”

父亲只是笑，搓着烟叶往烟袋锅里塞。他的手指头上全是老茧，沾着机油的痕迹，搓烟叶的时候特别麻利。冬天的时候，他就蹲在墙角，咝溜咝溜地抽，烟雾在冷风里打着旋儿。

“你说你，一天到晚离不了这个！”母亲数落他，“一年光买烟叶子都得好几百！”

父亲嘿嘿笑着，说：“这不是自己种的嘛，花不了几个钱。”

可母亲算得清楚，那烟叶子虽然是自己种的，但买化肥、浇水，哪样不要钱？再说地里种烟叶子，就不能种别的了。

我记得清楚，是在我高二那年，父亲突然不抽烟了。那天他照常起早去上班，回来时腰上的烟袋锅没了，蓝布烟荷包也不见了。

“你那烟袋锅呢？”母亲问。

“收起来了。”父亲说得轻巧。

母亲还想问，被父亲岔开了话题：“今儿厂里活多，饿死了，有啥吃的？”

晚上我去厨房倒水，看见父亲的烟袋锅搁在厨柜顶上，积了一层灰。那个旧烟荷包扔在一边，里面的烟叶子都倒了出来。

起初几天，父亲浑身不得劲。吃饭时手里没个准头，筷子总是抖。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睡不着觉。隔壁刘婶还说看见父亲半夜在自行车棚后面抹眼泪。

那阵子父亲脾气暴躁，说话声音比往常大。母亲问他咋了，他就说没事，转身出去遛达。

“你爹这是咋了？”母亲问我。

我摇摇头，心里也纳闷。父亲干了一辈子钳工，连手指头被铁屑划破都不吭声，这回可真够怪的。

冬天来了，东北的风刮得人睁不开眼。父亲还是骑着他的二八大杠去上班，围着个红围脖，手插在袖筒里。以前这时候，他都是叼着烟袋锅，说抽口烟暖和。如今他就搓手，搓得手都红了。

渐渐地，父亲适应了没有烟的日子。他的脸色也好看了，不像从前总是蜡黄蜡黄的。母亲说他这是戒烟戒对了，身体才是第一要紧的。

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戒烟。

我高三那年，屯子里的人都说张建国的闺女要考大学。父亲干活更卖力了，经常是天不亮就走，天黑透了才回。

工友给他递烟，他摆摆手说不抽了。人家问为啥，他就说戒了。后来也没人问了，只是偶尔看他搓手取暖的时候，递个暖水袋给他。

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北风呼啸着刮过机械厂的铁皮房顶，发出咣咣的响声。父亲的手冻得通红，但还是一直在车间里忙活。师傅让他回休息室暖和暖和，他摆摆手说不冷。

母亲说，你爹这人就是死倔，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可我总觉得父亲不是倔，他是在惦记着什么。

腊月的时候，隔壁刘婶来串门，说看见父亲大晚上的在后院的土坯房前站着，也不知道在想啥。那土坯房是爷爷留下的老屋，年久失修，房梁都裂了，平时也没人去。

我偷偷趴在窗户上看过，父亲就站在那儿，仰着头看着房梁。月光下，他的背影显得那么单薄。
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我埋头在题海里，父亲继续他的钳工活。春天来了又走，夏天的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。

那天拿到录取通知书后，我翻着学校的资料。光是学费就要好几千，还不算住宿费、生活费。我偷偷算了算，得要一万多块钱。

晚上，我听见父母在厨房说话。

“这么多钱，咱上哪儿弄去？”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抖。

“你放心，我早就准备着了。”父亲说得很笃定。

“准备啥了？你那点工资，养家都紧巴巴的。”

“反正你别操心，我有办法。”

我在外屋听着，心里沉甸甸的。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四五百块钱，全家就靠父亲这一份收入。虽说家里还种着几亩地，可那点收成也不顶什么。

开学的日子一天天近了。母亲愁得睡不着觉，成天唉声叹气。父亲倒是一点都不着急，每天照常上班，晚上回来还哼着小曲。

邻居刘婶来家串门，说她家有个远房亲戚在银行上班，要不要帮着借点钱。父亲一口回绝了：“不用，我自己有办法。”

开学前一个星期的晚上，父亲把全家叫到了堂屋。那天他特意早回来了，还在镇上买了两斤猪肉，让母亲炖了个白菜肉。

“等会吃完饭，我有话说。”父亲神神秘秘的。

母亲瞪了他一眼：“有啥话赶紧说，卖关子干啥？”

父亲不答话，只顾着扒拉饭。我看他的筷子一直在抖，碗都端不太稳。

吃完饭，他往院子里张望了一眼，确定没人后，就往那间土坯房走。我和母亲、弟弟跟在后面。

“你上那破房子干啥？”母亲问。

父亲摸出一个手电筒，借着光往房梁上照。那房梁都裂了，上面落满了灰。他踮着脚，从房梁的缝隙里摸出个东西来。

是个破旧的瓦罐，黑乎乎的，上面蒙了厚厚的灰。

“这是啥？”母亲凑近了看。

父亲小心翼翼地把瓦罐捧到堂屋的桌子上，用袖子擦了擦。罐子是老式的那种，有些掉瓷的地方露出红色的胎。

他把罐子倒过来，哗啦一声，倒出一叠票子。那票子都发黄了，有些还是老版的。父亲仔细地数着，一共是一万二千块。

“这是。”母亲的声音发颤。

“这是给晓雨上学的钱。”父亲说着，又开始数第二遍，“够交学费了，还能剩点买书本的。”

母亲一下子就明白了，一把抓住父亲的胳膊：“你存的？啥时候存的？”

“这三年，一点一点攒的。”父亲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

“这三年。”母亲突然瞪大眼睛，“你是为这个戒的烟？”

父亲嘿嘿笑着不说话。

母亲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她抹着眼泪说：“你个死倔老头子，咋不跟我说一声？”

“说了你不就得管着我了吗？”父亲笑着，“我这不是怕自己没定力，存了钱又忍不住花了，才藏在这儿的。”

我这才明白，为啥这三年父亲天天往土坯房那边瞅。那地方藏着他的心事，也藏着他对我的期望。

那晚上，母亲絮絮叨叨说了好多。说父亲这三年咋熬过来的，说他晚上睡不着觉是咋忍的，说他手冷得哆嗦还不去暖气房是为了省电费。

“你这人哪，死倔死倔的。”母亲一边抹眼泪一边说。

父亲还是笑，说：“这不是攒够了吗？”

我坐在一旁，看着那一摞发黄的票子。有的还是老版的一元、两元，有的是新版的十元、二十元。每一张都整整齐齐的，像是被人一张张抚平过。

“这钱我存了一千多天，”父亲说，“头一年最难，老想抽烟。后来慢慢就好了。”

我想起那些日子，父亲半夜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手哆嗦得端不住碗，眼睛红得像兔子。那时候我还埋怨他，觉得他脾气古怪，原来是在跟烟瘾较劲。

父亲把钱分成几沓，用报纸包好。他说：“这些是学费的，这些是住宿费的，这些是买书本的。”

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，说：“你说你，这钱存在罐子里，万一叫耗子啃了咋整？”

“我特意找了个瓷罐子，耗子啃不动。”父亲认真地说，“再说了，这罐子是俺爹留下的，沾了老人家的福气。”

弟弟在一旁看得直眨巴眼睛，大概是从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他说：“爹，你这是不是得存好久啊？”

“也不算久，”父亲掰着指头算，“一天省个三四块钱，一个月就是一百多。主要是别乱花，就能省下来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听见父亲在跟母亲说话。

“你说这闺女，能不能在学校好好念书？”

“你就放心吧，咱闺女多懂事。”
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我特意起了个大早。父亲还是骑着他的二八大杠去上班，围着那条红围脖，手插在袖筒里。

晌午的时候，厂里的王师傅来我家串门。他说：“你爹这人真行，说戒烟就戒烟，这一戒就是三年。今儿我才知道，他是为了给你攒学费。”

母亲在厨房忙活，听见这话又抹眼泪。

“你爹在厂里人缘可好，”王师傅接着说，“谁家有急事找他帮忙，他二话不说就去。就是这三年，谁给他递烟他都不接，我还纳闷呢。”

开学那天是九月初。父亲把那辆二八大杠擦得锃亮，说要骑车送我去火车站。

母亲把我的行李塞得满满的：两床铺盖，一袋子干粮，还有一罐自家腌的咸菜。她说：“这咸菜能放半年，你想家了就拿出来吃两口。”

那天早上天还没亮，父亲就把自行车支在院子里。他围着那条红围脖，虽然九月的天还不算冷。

我坐在后车架上，父亲载着我，慢慢往镇上骑。清晨的风有点凉，吹得人直打哆嗦。路两边的玉米秆子还沾着露水，在晨光中泛着青色。

“这路我骑了几十年了，”父亲突然说，“你小时候，我也是这么载着你去打防疫针。那会儿你才这么点大，总害怕打针，在后面直哭。”

我应了一声，眼睛有点发酸。

到了火车站，时间还早。父亲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，说是给我的零花钱。我知道那是他从瓦罐里的钱里匀出来的，想推辞，但他硬塞在我手里。

“到了学校，记得给家里写信，”父亲说，“你母亲成天念叨你。”

我点点头。这时候火车来了，汽笛声远远地传来。

月台上人来人往，都是送孩子的父母。有人在抹眼泪，有人在嘱咐，有人举着手机拍照。

父亲站在那里，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——是他的老烟袋锅。

“爹，你这是。”

“这三年就攒够了这一回，”他笑着说，“以后有工资了，你寄点钱回来就行。”

我看见他从烟荷包里捏出一撮烟叶，像从前那样熟练地往烟袋锅里塞。他的手还是有点抖，但动作很稳。

母亲站在旁边，难得地没有说他。

火车开动的时候，我站在车窗边，看见父亲点着了烟袋锅。他站在月台上，个子不高，微微有些驼背，烟雾在晨光中袅袅升起。

那烟雾好像遮住了他的脸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只听见他在喊：“到了学校好好念书，别辜负这三年。”

后面的话被火车的汽笛声淹没了。

那支烟的火光在晨曦中忽明忽暗，像极了父亲这些年的日子。许多年后我才明白，当年那个破旧的瓦罐里装的哪里是钱，分明是一个父亲的所有倔强与温柔。

你说，这世间可还有比戒烟更难的事情？那些年，他咬牙忍住的，哪里只是烟瘾？

很赞哦!（115）